任何首次前往印度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生化冒险。

能在印度旅行期间毫发无伤，一场病都不得的人，运气那是真好，身体那是真屌。

凭的就是你有逃离骇人听闻的南亚次大陆外来微生物袭击的这个本事。

猪流感滚粗

我会在印度生病吗？

西方人从小长大的卫生环境使其免疫系统根本无法应对印度得天独厚的致命病菌。

无论是吃东西还是喝水，甚至仅仅是呼吸那里的空气都会使他们生病。

如何避免在印度生病的顶级提示

如何享用印度当地美食（还不生病）！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识字率和卫生意识都很低，获得清洁水、手套和口罩的机会也有限。

医院数量少，费用昂贵。

医院大多人手不足，对重大危机毫无准备。

因此，你一定以为印度爆发疫情的可能性极大。

但印度人自是病毒丛中过，肺炎不沾身。

三哥三姐在全球各种流行疾病大爆发中三进三出，闲庭信步。

印度人对SARS病毒免疫吗？

根据《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复杂、网络驱动传染现象的隐藏几何”模型显示，排在输入冠状病毒病例风险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是：泰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美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柬埔寨。

研究发现，泰国的冠状病毒输入风险为2.1%，印度仅为0.2%。

我们为受新冠病毒折磨的人们祈祷

印度人生活在充满污染和垃圾的环境中，他们对清洁的冷漠态度使整个国家成为细菌的理想繁殖地。

但他们却并没有更频繁地生病，反而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茁壮成长。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论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和星球上的大多数其他人种不同，印度人并非温室里的娇花。

他们已经习惯了与有害生物和谐共处，并且从这些微生物中获得了免疫力。

印度人有更多免疫基因

在印度，哪怕是散个步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时刻小心谨慎，永远战战兢兢。

一旦注意力不集中，下一秒就可能踩到一堆泥泞的大便。

印度有高达1.57亿人居住在没有厕所的地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式厕所，印度有万人露天排便，以至于街道上每天产生的粪便足以填满8个奥运规格的游泳池，或者16架波音。

这些数据来自世界厕所组织的《年世界厕所状况》报告。

尽管生活在必须打马赛克才能勉强入眼的环境下，却依旧谈笑自若，生龙活虎，出疫情而不染，这你找谁说理去？

在外国人眼中，印度人个个都像是漫威人物，超能力是病毒免疫。

印度宣布自己没有禽流感

“我几乎从来没得过感冒、寄生虫或感染。”9岁的小学生沙奇·汗说道。

这种超强的免疫系统是你羡慕不来的。

居住在圣殿内的约2万只老鼠是印度教女神的转世后代。

来自印度各地的人们给它们投食喂奶，甚至同吃同睡，这才有幸得到神灵的庇佑。

在美国，超过80%的伤寒病例都是前往印度时染上的。

即使是住在5星级的度假酒店，你仍然无法确幸。

用自来水刷牙后闹肚子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只喝瓶装水也不能保证你不出事。

如何避免在印度生病–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建议

街头小吃更是极度不建议，英语中闹肚子的俗称就叫做“德里肚子”。

萨摩撒和肉馅饼可能吃起来很美味，但当你因为食物中毒引起严重的胃部感染后，就知道蕴含其中的大肠杆菌或葡萄球菌的威力了。

别这么做

德里肚子生还

而一旦你坚持在印度熬过了3、4个星期，你的身体将获得大量的免疫力，就又能吃能喝、能跑能跳了。

不过永远不要放松警惕，和印度人的天生神力比起来，你只不过是生抗出奇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免疫遗传学中心发现，与世界上其他人口相比，印度人携带一种天然杀伤细胞，可以在早期阶段发现和终止感染。

研究表明，印度人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了激活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的基因，以使他们经受住环境挑战。

印度和美国婴儿在多种免疫参数上的差异

这些受体蛋白是免疫系统的细胞，通过识别并杀死病原体和肿瘤细胞来保护身体免遭疾病。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细胞能够极大地保持人体健康和预防感染。

尽管大多数印度人都会在出生时就从母乳和周围的环境中获得免疫力，但印度并未实现改善儿童死亡率的目标。

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儿童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每年估计有万儿童夭折，占全球每年万死亡儿童的20%。

对12亿多贫困人口来说，这场与疾病的斗争是他们熟悉的日常经验。

而一旦活了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天选之子。

至此，印度人的求生之路并不算完。

首都德里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就连市长都称自己的城市为毒气室。

那里的能见度太低，以至联合航空取消了飞往印度的航班。

空气让万居民感到窒息，呼吸一天，等于抽50支烟。

此外，印度至少有1.4亿人呼吸的空气超过了世卫组织的安全限值10倍甚至更高。

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全部在印度北部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

如果说空气污染是人祸，那么恒河母亲就如天神下凡般，为印度教徒免除了脏乱差的业障。

他们相信，浸入圣河会使他们摆脱罪恶，无论死了还是活着。

恒河水被印度人看作是最纯净的圣水，它为大约4亿人提供了水源。

诚然，河里充满着工业废水、人类废物、制革厂的化学物质、牛粪、火化后或未火化的遗体、动物尸体、内脏、纱丽厂的化学染料、建筑垃圾……一切终归恒河。

恒河水包治百病的医疗属性，至今仍被没品尝过圣水的人认为是信仰和神话。

但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尽管恒河变质，污染严重，但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治疗功效。

一项新的科学研究报告称，恒河水是“自净”的，并且具有“治愈疾病的能力”

多亏了病毒，受污染的恒河具有治愈的作用

昌迪加尔微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首次证实了这条古老的河流具有治愈疾病的能力，并且有科学依据。

微生物学家发现了几种噬菌体，能使恒河水保持纯净。

“我们的发现揭示了各种不同的噬菌体，它们具有特定的杀菌特性。”《印度科学》杂志引述了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尚穆甘·梅耶拉吉博士的话。

博士进一步补充说：“这些新型病毒体从未被报道过，这些噬菌体对许多临床分离株具有活性，可用于抗多药耐药性或MDR感染。”。

现在已经过科学验证；恒河水是“神圣”的！

梅耶拉吉博士及其团队已鉴定出20-25种有趣的噬菌体病毒，可用于治疗结核病、伤寒、肺炎、霍乱、痢疾、腹泻和脑膜炎等。

恒河水中的噬菌体

“今天死于癌症的人不仅仅是年龄大的人，而是任何人。”新西兰奥克兰梅西大学的希瑟·亨德里克森说。“我们正在退回到抗生素时代之前，因为我们无法抗击感染，因此寿命缩短了。”

“如果我们想避免对未来的黯淡愿景，我们需要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那些拯救了恒河两岸村民的噬菌体。”

亨德里克森在年11月15日于悉尼举行的BBC未来世界改变思想峰会上介绍了她的研究。

恒河水是细菌杀手

“要想身体好，常往恒河跑。”看来古人诚不欺我。

可惜恒河是个宝，无奈要到印度找。

鞭长莫及如我，最终想起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初心。

在人类数万年来的演化过程中，病毒和免疫力一直是势不两立的一对敌手。

对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说，病毒归根结底也只是个纸老虎。

你强它就弱，你弱它便横。

所以说归根结底，吃好睡好加强锻炼，这才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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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是现代智人经历几十万年进化发展到今天所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古代，医学知识落后，公共卫生体系尚不存在，人类无法对抗大瘟疫，只有谁死掉谁活下来的概念。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2,万人丧命（占人口三分之一）。这不是一般的人口优胜劣汰，而是社会的震荡、瓦解、重构，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晚至一百年前的20世纪，年西班牙流感感染了五亿人，使全球5,万~1亿人死亡，占全球人口的3~5%。

现代社会，伴随医学水平的快速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健全，使得对源自不同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传染病都能得到有效防控及应对。发展到当代（二十世纪晚期至二十一世纪），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个生存问题，而是管理和管控、控制风险的问题。人们可以针对不同传染病的不同严重性，调动合理的社会资源，进行防控与应对。

而对于一些尚没有办法根除但仍广泛流行的疫病（包括民众熟知的包括流感、艾滋病、乙肝等）则需要进行长期应对与管理。传染病在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治理问题。承担这个角色的究极主体是政府。在一两世纪前，这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因为政府成为公共健康的维护者，也使得它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责任。

与“所有生命同等重要”的治病救人伦理不同，公共管理的视角比较宏观。它需要考虑任何公共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考虑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与取舍。在微观个体来看，任何生命都要获得最高尊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从宏观角度，生命难免变成有些抽象的公共卫生成本。

以西方政治哲学为例，有很多本体论的东西（强调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程序正义，拒绝用结果衡量手段。但在实操层面，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才是主导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原则。

回到流行疫病防控，社会必须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与流行病防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找到这个平衡点需要一个根本假设——某具体传染疫病的危害性（结合传播性及伤害/致死率）。不同疫病危害与风险不同，就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

如果低估了某流行疫病风险，就会使得它广泛传播，严重伤害公共健康，并最终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如果高估了某流行疫病的风险，虽然可以最大程度抑制它的广泛传播，保护公共健康，但也会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主观“风险偏好”问题，即使两类疫病的最后落到个人身上的风险是一样的，反应也不同。高危害性疫病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影响社会运转。这在笔者日前从“飞机安全”到应对新冠肺炎（缩减版）一文中已经分析过。

因此，公共治理者需要不断摸索、把握流行疫病防控与维护经济社会运作之间的平衡点，但如果面对之前没有见过的新型传染疫病，那么危害性就变成了未知数、不确定性、概率风险，那么治理者只能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及价值观，基于有限的信息判断，并需要不断通过完善信息与数据，增强对疫病的流行病学认识，动态地调整应对方式。

如果发现高估了风险，就要适度“放宽”应对手段。如果发现低估了风险，就要适度“加强”应对手段。

治理者是在不确定性中决策的。而在一个对治理者期望很高的社会，治理者的高估、低估、决策快、决策慢，都会产生成本，都会成为民众批评的理由。

再回到近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案例，看政府应对：

1、SARS在中国：这是一个危害性非常高的流行疫病（致死率10%），一旦广泛传播将使社会面临极大的公共卫生危害。采用严厉的防控应对措施。当时北京停工停学数月。最后中国内地死亡例，香港死亡人。

2、流感（influenza）在美国：传播性广但死亡率低（0.1%），每年在美国致死3~4万人。/20年度流感季致死1万人。美国采取“常态化管理”，不会因为防控流感而影响社会正常的经济社会运作。换个角度看，每年3~4万的死者就成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共卫生“成本”。

3、H1N1（猪流感）在年的美国：获美国CDC高度重视，被WHO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虽然还远远达不到中国对SARS的重视度，更远远达不到现在对NCP的重视度，对美国社会正常运行影响有限，但仍然对经济有一定影响，并被社会广泛诟病为“过度反应”。该疫病造成美国过万人死亡，死亡率接近普通流感。预计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新型流感传染病，也不会获得同等